钱学森 亩产万斤:钱学森为何会作出亩产四万斤的论文

1958年6月，《农业科学》发文称“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这是真的。

这份论文作者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这是怎么回事呢？

01、赤子归来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和同门师兄弟鲁迅是莫逆之交。

钱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奇大家族，钱学森和钱钟书、钱三强、钱学榘、钱穆、钱玄同、钱永健、钱永佑、钱其琛等人系出同门，如果再算上金庸、蒋百里、施承志、厉声教等姻亲，钱家的关系网更为复杂。

1923年9月，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1934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

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

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钱学森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这个学院"中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

钱学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无数学业有成的海外学子都想回国建设一个新的祖国。

当时，美国等国家一方面加大对钱学森这样的精英人才的拉拢力度，另一方面又阻止这些学子回国。

当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夫妇听闻这件事，毅然决然的打算辞去自己已经在美国拥有的一切，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中，为祖国发展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切。

1950年7月，钱学森告知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请求辞职，回归中国，这位海军次长大为震惊。

他曾经说过

"钱学森能抵得上五个师的人，我可宁愿枪毙他，也不希望他回到中国。"

于是，就在钱学森准备回国时，美国移民局警告他严禁离开美国，并非法搜查并扣压了他的全部科学书籍和笔记本资料等，诬蔑他居然想向中国输送美国的国家机密文件，对他严格看守。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钱学森坚决决定回去，他如此强烈的回国决心触怒了美国当局。

于是在1950年9月9日，钱学森被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的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15天。

此后钱学森被美国以各种理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软禁。

钱学森就此失去了自由，他忧心忡忡，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新中国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心。

1954年，钱学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好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在天安门留影。

他马上给陈叔通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

在新中国大力营救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钱学森一回国，就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建设工作中。

1956年初，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他的建议下，新中国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任委员，而后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担任院长。

新中国航空事业就此起步，钱学森做出过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钱学森成为当时爱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具有崇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

02、错误论文

1957年，一五计划基本完成，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取得长足进步。

但就是在这样的成绩下，出现了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学森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他在文章中说，

“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1958年6月，钱学校在《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钱学森在文章中又说道说

“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年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1958年6月，钱学森在《农业科学》第12期发表《可以实现的理想》，又说

“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

钱学森的数字越来越高，报社编辑都来电询问是否计算准确？

钱学森用计算尺核算清楚后说“计算准确无误，让秘书张可文回复编辑部。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又说

“稻麦年产量……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1959年9月25日，第5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了钱学森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文章中他继续论述光合作用提高产量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数据——他将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1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

其实钱学森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而是力学家、导弹专家，他在农业方面其实并不具备多高的专业性。

钱学森的文章，一经发布，迅速引起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等人的反对。

罗宗略就曾撰文提出质疑道

“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

但钱学森信誓旦旦的保证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利用光合作用提高农作物产量。

所谓光合作用，通常是指绿色植物吸收光能（太阳能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有机物，释放氧气的过程。

光合作用确实能提高农作物产量，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

而且，更大的问题在于钱学森提出的这个30%光合转化效率。

目前来说，我们现在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

而在钱学森时代，最多最多也不会超过0.3%。

钱学森却把0.3%一下子就说成30％，整整扩大了100倍！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钱学森的论文是错误的。

03、严重影响

可是，钱学森却依然迷信这个光合作用。以《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中的3.9万斤为例。

3.9万斤这是什么概念呢？

2020年11月2日，袁隆平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对最新杂交水稻双季产量进行了测量，测出来了数据是1530.76公斤，也就3000多斤，而钱学森提出的数据是目前最高数据的10多倍。

这个匪夷所思的数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界的崇高地位，他的论文沦为错误政策的工具，他的话被千千万万人当真了。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很多亩产四万斤的报道。

钱学森这篇论文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恶劣的影响。

这虽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却也成为他科学生涯中，最不堪回首的一幕，也让他遭受了很多抨击，很多质疑，更让这件事沦为钱学森论敌诋毁他的工具，比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

04、钱于之争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上海人。

1932年，于光远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

1935年，于光远参加了“一·二九”学运，1936年，于光远在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他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

1937年3月，于光远光荣入党。

从此，于光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央科学小组成员。195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

于光远是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于光远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于光远和钱学森就极为不对付，两人经常打口水战。

钱学森的这些错误论文就成为他抨击钱学森的工具。

，非常有意思的是，1958年夏天，山东在给中央一份报告写道，

“某县某公社…把一个正在生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这个苹果的把儿作了某种特别处理，然后插在也正在生长的南瓜里。他对这株南瓜特别注意栽培，结果不仅这个南瓜长得特别大，而且插在这个南瓜里的苹果也长得特别大。

而这个汇报人不是别人，正是于光远。

这个报告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违背了一个科学家的基本原则，可他还是都一本正经地作了汇报。

闹了半天，于光远和钱学森也没多大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只是值得敬佩的是，这个故事就来自于光远的自述。

这是多年后，于光远自我反省时，讲述的一段故事。

据于光远说，这件事当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记得，他自己不说，也没人知道。

只是于光远事后想起，觉得万分愧疚。

，他坦然承认了自己当初犯的错误。

时至今日，我们再去探讨钱学森、于光远为何会做出这样匪夷所思的报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报告也无法磨灭他们对新中国做出的贡献。

或者说，这也不是他们某一个人的错误。

只是，这真实存在的匪夷所思的事件，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反思，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